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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仲:這代作家是能夠涌現出一批扛大旗的人

時間:2018-11-21 19:00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木子吉 點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這代人相對來說整個社會普遍的文學素養不如上一代,因為現在大家接觸東西要比以前多、不如那會兒純粹;但是這代作家是能夠涌現出一批扛大旗的人,寫得更有一些時代的朝氣,這點比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更有意思更有時代感。

 

  曲仲,出版人,生于1962年10月,山東煙臺人。北京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十月文學院院長、中國編輯學會副會長。歷任北京出版集團副總經理、總編輯,兼任過北京教育出版社總編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十月雜志主編等。所主持或參與編輯的圖書獲得過多項各類國家大獎。

 


 
 

  1、你最初是如何開始與書打交道的,如何接觸出版業的?

 

  我們這代人經過“文革”,粉碎“四人幫”之后我高中二年級,那時主要通過讀書獲得知識、進行思想解放,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到書店買書要排隊,只要出一本書就搶得要命。我記得在書店排隊買《稼軒長短句》,當時看很費勁的,但是印象很深。去書店買《唐詩三百首》買不到,我一個同學的姐姐在印刷廠找到一本沒有封面的廢書,如獲至寶,所以跟書有種特殊的感情。

  我1980年上的大學,在北大讀的歷史系中國史專業,畢業時統計分配方向,我就給自己定在博物館、圖書館、出版社,后來就通知我去北京出版社。那時出版社在崇文門,我還專門騎著自行車去看,門臉兒很小,心想“這么一個小單位啊”(笑)。北京出版社今年70年歷史,1949年以前成立的叫“大眾書店”,1949年以后改叫“大眾出版社”,1956年公私合營改成北京出版社。“文革”前出過《燕山夜話》“三家村文集”等書籍,“文革”時整個出版社停了,只保留了一個“毛著辦公室”,粉碎“四人幫”以后的1977年,出版社又重新恢復。我1984年來的出版社,最初在文史編輯部,編了一些歷史方面的書,像閻崇年先生,我到出版社跟這些老先生接觸得比較早,編輯他們的書,建立了很好的師生之情。

  冥冥中似乎去北京出版集團是有點天意,為什么呢?這里面有個特有意思的事,我上中學的時候有篇作文得了一個全國獎,被編到一個集子里出版。后來我分配到文史編輯部發現吳坤定——當時那本作文集的責任編輯是我所在編輯部的主任,書就是在這個出版社出的。他們開玩笑,“你上中學就是我們的作者了。”(笑)


 

  2、你好像一直沒有離開出版,在你的腦海里出版業是怎樣的架構?

 

  我對書有天生的感情,覺得這輩子就離不開書了,雖然在中間也有些可能調動,但我還是堅持做出版,一直在這個行業做了35年,對整個新時期中國出版的現狀也算是見證人,這是我對出版的一個情結。

  粉碎“四人幫”后的八十年代是整個出版業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只要是出書就能賣得特別好,印個幾萬冊像玩一樣,有很多幾十萬、上百萬的都是挺正常的,當時大家知識饑渴,出來書像瘋了一樣去買,像《傅雷家書》《寬容》等等,那時我也買過很多,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家里這樣的書都不少,以至于現在家里想裝修都發愁,放哪兒?棄了可惜留著又太占地方,也說明那時是出版的一個盛世。

  發生變化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圖書已經足夠多了,社會上沒有那么饑渴,開始市場經濟了,大家把很多精力放在商業大潮里,書的閱讀市場下降。現在出版社越來越多,出的產品越來越多,平均每年出書50多萬種,北京圖書大廈能擺放的也就二三十萬種。在這種情況下,出版進入到一個比較正常比較成熟的時代。同樣在九十年代,出版也發生了一個危機,當時開始有了電子書,甚至有人聲稱,“電子書的時代來臨了,傳統的出版要消亡了。”我們自己也很忐忑:是不是像打火機替代火柴一樣,出版要面臨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會不會革了我們自己的命?當時大家對出版的未來產生了疑慮。經歷過這么一個很痛苦的階段,到了2000年以后,大家的心反而沉淀下來,那些妄稱“會替代傳統出版”的人發現:他們替代不了,他們只是技術上的一個平臺。實際上達成一種妥協與合作:他們只做技術,內容還是傳統(出版)來做。現在除了電子書,有聲書、視頻書等等都在產生,傳統出版慢慢朝著內容提供商、內容服務商去轉化,仍然要對內容進行開發和原始的生產。

 


 

  3、今年是《十月》雜志創刊40周年,《十月》雜志主編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你都曾擔任過,在你腦海里對此留有怎樣的印跡和有趣的故事?

 

  我是1994年開始擔任集團的副總編,兼任過北京教育出版社的總編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十月》雜志的主編,也分管其他一些領域,特別是我現在做總經理涉及面更廣,為什么文學這塊我介入得比較深呢?一個是從2000年前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和《十月》雜志是我重要的分管內容,另一個是,文學是北京出版集團比較強的,“十月”的平臺在中國文學新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十月》雜志創刊40周年。40年來《十月》獲得了國家期刊獎、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魯迅文學獎、“新中國60年來有影響力的期刊”等諸多榮譽。《黑駿馬》《北方的河》《高山下的花環》《生死疲勞》等等優秀的文學作品,反映出《十月》優秀的歷史和光榮傳統。后來的《綠化樹》《沒有紐扣的紅襯衫》《上莊記》《中關村筆記》《豆汁記》等等,向讀者奉獻了各個時期具有影響力作家的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

  印象最深的一個是工作室的形式,當時是集團做得比較早的一個嘗試,2005年左右十月文藝的總編輯隋麗君、北少的老總編趙萌面臨退休,她們精力充沛,又很有能力,我就說太可惜了,內部商量:能不能以工作室的方式來調動她們的積極性,就給兩個大姐各成立一個工作室。隋麗君工作室十多年以來獲得茅盾文學獎、幾屆政府獎以及中華出版物獎等近十項大獎,給出版集團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另一個就是北京十月文藝社當時比較小,總共十幾個人,經過思考和考察,我與新經典陳明俊成立了十月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我們控股、他們參股,共同營造“十月”的文化品牌,他把他原有的市場文學圖書版權拿過來,像《張愛玲全集》《三毛全集》,我們把所有的文學版權歸到公司里去,像《穆斯林的葬禮》等等,之后又開發了一些書,像《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義》等等,這個公司注冊時才五百萬,現在每年近三個億的碼洋。

 

  4、你作為十月文學院的發起人做了一系列關于“十月”的活動,比如“北京十月文學月”也已經舉辦了三屆,回頭看,“十月”給你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十月”對于北京出版集團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對于北京市來說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文學品牌,她的社會意義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那時我就設想建立一個“十月”文學平臺,初步勾畫成立十月文學院,跟這幾個“十月”互動,我當時想象有十一個平臺:長篇小說、報告文學、兒童文學甚至影視編劇創作,比如我們有一個文學對外翻譯平臺,由此就想到了搞作家居住地,2015年第一家在布拉格做了嘗試,效果特別好,布拉格、愛丁堡、加德滿都等等,作家居住地成了一個獨立的板塊。后來又設想推出“小十月”、面對兒童的讀物,從小培養“十月”的讀者、從小培養“十月”的作者,2016年創刊后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不亞于“大十月”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構成對“十月”品牌的維護。我們還搞了“雙十月論壇”,俄羅斯有個《十月》雜志,有近百年的歷史,早期的主編都是肖洛霍夫這樣的人物,我們在2015年搞了第一屆“雙十月論壇”到現在三屆了,影響很大。

 


 

  5、你如何整體來看待北京出版業的現狀?

 

  出版業現在還是面臨很多困難,實際上就在于業態的變化對它的影響。不止是出版業態,發行業態變化的影響也很大,比如說出書,一些發到書店賣,很多都是到網上賣,但像京東當當亞馬遜進書的折扣都很低的,又要搞各種活動,所以在網上銷售實際上不掙錢,但不掙錢也要給,要擴大市場占有率。由于有這么一種情況,我們跟網店溝通的時候沒有太大的話語權,業內說法是實際上在綁架我們,折扣很低就極大地影響了實體店的銷售,實體店就特別不景氣,有的甚至倒閉。但實際上網店也有它的優勢,一個是適合現在讀者的購買習慣,一個是回款快。

  傳統出版更多時候是靠副業在反哺主業,比如說實體店的回款有時候一年也不見得回得來。特別是北京出版集團更困難,原因在于各地的出版集團都有教材,省越大教材發行量越大,像山東教材碼洋四五十個億,但是北京的教材是開放的,用誰的都行,我們教材的碼洋也就一個億。教材是穩定收入,我們沒有這個收入,會更難一些。這是整個出版業目前的狀況。好在國家有大力的扶植力度,我們也在做艱難的轉型,更多做嘗試性的開發或者和社會一些機構合作,比如像電子書、有聲書。

 

  6、你認為現在的書賣的貴嗎?

 

  從成本來說,現在書還真的不貴。出版社隨著這兩年紙張、印刷成本的增長,再保持以前的定價很難有收益,定價恐怕將來還是要往上做一些調整。從讀者購買的角度來說,閱讀不是熱求的狀態,閱讀不是剛需,定價高了購買力下降。出版社很為難,從成本得提高定價、從市場角度又害怕提高定價以后降低讀者的購買興趣。這也對出版業提出一個要求,傳統的紙書還是要壓縮品種、多出精品,只有靠精品才能吸引住讀者,引起讀者的購買興趣。

 


 

 

  7、現在民營實體書店通過辦很多特色的活動吸引讀者,比如西西弗、單向空間等等成為文青打卡之地,你如何看待當下實體書店的經營模式?

 

  我希望特色書店能夠辦出特色,都能盈利,但不是所有的特色店都能盈利。有很多社會形象很閃亮,但經營情況并不好,這也才有了這兩年北京市加大對實體書店的扶植力度。實體書店是需要扶植的,不扶植很難生存,它又是城市的一道風景,文化的重要出口,像PAGEONE、言幾又、字里行間都是非常好的書店,也是城市亮麗的風景。

  我們也在搞特色書店,在中關村成立了“十月咖啡書屋”,引入了“青瓜”大學生的創業團隊,書店交給他們經營,結果書店搞得特別有生氣,那些吸引人的帖子你都想象不到,他們就搞得有聲有色,很多看著不靠譜的創意,反而吸引年輕人“覺得太有意思了,一定要去看看”。特色書店是都市的風景線,也是書店的一種生存方式。我希望這樣的書店越多越好,我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的書也會多一個銷售點。

 

  8、你認為“十月”平臺最心儀出版哪類作家的小說?

 

  一是純文學性,這個小說會受大眾喜歡,可開發性很強,但他首先文學性要足夠,偏重于出比較高文學品質的書。二是這些年比較注重青年作家的培養,這可能也是《十月》雜志和出版社有這個傳統。《十月》雜志九十年代就開辦了一個欄目《小說新干線》,每期推出一些新人,到現在已經推出了有七八十個作家,這些所謂的新人現在都是中國扛大旗的隊伍了。這些人跟“十月”有一種血親的關系會有感情,像石一楓最近有三本書都是我們出的,《心靈外史》《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斗》,包括盛可以、張楚、魯敏、喬葉等等,對年輕作家比較看重。三是京味文學,像葉廣芩的所有作品都拿過來的。肖復興的《我們的老院》得了“中國好書獎”。寧肯的《北京城與年》也得了獎。

  實際上北京出版集團底下有八個出版社,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出攝影類在全國也是非常棒的,鐘書閣、誠品有很多他們的書。人文社科做了二十年的“大家小書”影響力也非常大,現在也做到150多種了,學術界一片好評。我有時會比較著急,北京出版集團有很多品牌,像《父母必讀》刊名是宋慶齡給題的,育兒類的老大,很多平臺都需要好好來做。

 


 

  9、前不久“日本小學生在嘈雜的機場安靜讀書”的帖子被熱傳,你認為該如何引導全民閱讀?

 

  在這個事情上實際上我是開放的,我覺得在任何地方看書都是一道風景線,都是我非常尊重的事情。我覺得閱讀的概念現在要發生變化:并不是說只是看書是閱讀,看手機同樣是閱讀。現在來說,普及知識的功能在傳統出版里已經沒有那么大的意義了,獲得知識太便捷了,手機一查都出來了。書作為普及知識的意義在哪兒?在于給孩子讀的還是看書為好。書是下功夫的,孩子閱讀是要講究的、不是什么都要讀的。對于孩子來說,書更準確,教化性更強。成人來說這種知識性就沒這么大必要了,我也整天看手機,方便呀,淺閱讀也是閱讀,淺閱讀也比不閱讀好,所以對閱讀的概念要變,要因人而異,因時間因地點而異,我不認為在嘈雜的環境里看書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我在嘈雜的環境里就不會看書,有可能就翻翻朋友圈、看看電子書,或者聽聽書就夠了。回家我會認認真真地看書,它會啟迪我的心靈,同時我會想一些事情。所以有一段時間有個焦慮:我們要不要號召大家在地鐵里多讀書。我覺得好像有點兒教條了,大家對閱讀本身缺少一種認識才會產生一種錯覺。在地鐵上擠得跟照片似的再看一本書那做不到呀。(笑)


 
 

  10、新媒體文學及其產業化飛速發展下,你怎么看文學傳統和創新?

 

  這里涉及網絡文學跟傳統文學的概念,實際上,網絡文學跟傳統文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很多網絡文學的人也是讀傳統文學的,包括著名作家寧肯早期寫作也是在網上寫。就網絡文學本身也是分很多種,其中有些人的寫作就是偏傳統文學的,有些人就更網絡化一些,總體來說差異在于網絡文學也有精品,但更多是魚龍混雜,而傳統文學紙媒的出版相對來說品質比較高。網絡不是沒精品,像《明朝那些事兒》不錯的,但是并不多。現在還是一個過程,是要慢慢沉淀,要有一個精品的獨特園地。像傳統文學在出書的同時也出電子書、有聲書,這是一個必然,這種創新是大勢所趨,像《人民的名義》中文在線出的電子書比我們的傳統書收益還要高。

 

  11、你如何看待年輕一代作家的文學素養,在青年作家群里你比較欣賞的是?

 

  真有寫得好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這代人相對來說整個社會普遍的文學素養不如上一代,因為現在大家接觸東西要比以前多、不如那會兒純粹;二是現在社會的人壓力大,信息污染也比較嚴重,能夠沉下心來關心文學的人也比以前少,但涌出來的這些人水平是不低的,像石一楓,因為他的東西是有特點的,有點像以前的劉紹棠、葉廣芩、王朔,他將來在文學史上是能夠留下的。像徐則臣,寫東西是大氣的,寫大場面的恢弘真不是鬧著玩的,寫得特別好。還有像張楚、弋舟,我都很喜歡他們的文字。不要說那個時代過去了,對這個時代失望,不失望,這代作家是能夠涌現出一批扛大旗的人,寫得更有一些時代的朝氣,這點比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更有意思更有時代感。

 

  12、你平時會關注哪些熱點話題?

 

  手機動不動就彈出一堆熱點(笑),這種信息撲得過多,我刻意關心的倒不一定是這些東西。就我本身來說,除文化信息外,我更關注中國社會、經濟、金融這方面的信息,我覺得我要熟悉各方面的東西,只有跨出出版業才能回來做好出版業。這些年我參加社會的一些研討、沙龍比較多,比如像歐文沙龍、清華校友沙龍等等,大家能夠認真坐在一起就某一個主題來進行充分的交流討論,我覺得比較開動頭腦,也是對當今社會方方面面的了解,更知道應該有個什么樣的定位。我做出版,有時候甚至環保的沙龍都會參加,有的做環保公司、有的做政策制定、有的做監測,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到中國的環保,會發現這個課題對中國的未來意義太重大了,它本身互相之間的這種邏輯、各方之間的交融,就一個話題展開討論很好。出版業比其他的業態發展要晚十年,有時候受到一些啟發,反過頭來思考出版面臨的問題,就會覺得不是那么困難。

 


 

  13、你從小在北京長大,對北京有怎樣的情感?

 

  我從小生在北京,出生在南鑼鼓巷北口。小學搬到西城平安里,之后上大學在北大。我屬于四合院長大,整天串胡同的那種,我又是學的歷史,更容易把握北京那種古老的文化氛圍,在骨子里滲入得比較深一些,有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就會發一些老北京文化的帖子。從現在來看,一個城市的發展總會有一些痛苦期,像北京這種文化比較發達的城市,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挖掘還是比較理性的,我還是充滿希望。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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