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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毅與《南京知青之歌》

時間:2012-05-26 18:33來源:百度 作者:東岳 點擊:
《南京之歌》不僅僅只是“南京之歌”的“知青之歌”,它實際上更是一首屬于中國人的“理想之歌”和“青春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的誕生

 

 

 

         《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屆高中畢業生。他從小就興趣廣泛,愛好藝術。在上小學時曾進入聞名全國的藝術團體———南京市小紅花藝術團,學習唱歌。上中學時又進過南京市中學生藝術團,學習二胡和吉它。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紀念日。在這一天,南京五中下鄉知青乘坐卡車穿過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來到插隊落戶的地方江浦縣。任毅等人所在的知青點后來成為全公社知青經常聚會的地方。

      在剛下鄉時,知青們相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有必要的,所以勞動都很賣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氣,肯拼命,每日工分掙到了9.7分,這在當地農村算是很高的。但是不久,知青們便開始產生懷疑,認為知識青年下鄉似乎給農村帶來了新的負擔,農民其實并不歡迎他們。1969年夏收之際,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彌漫起一種失望的情緒。

      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們聚在一起,彈著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們唱得特別動情,歌名叫《流浪人歸來》:“流浪人歸來,愛人已離去。內心無比凄涼,我活著為什么?應該怎樣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們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戶的小茅屋里,又把過去的歌輪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覺得心中空虛。這時,任毅的一個叫唐又在的朋友忽然站起來對任毅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任毅,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

      唐又在的話對任毅觸動極大。當晚任毅就抱著吉它譜寫起《我的家鄉》  ,在第二天天色發亮的時候,才終于完成了。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

      這首《我的家鄉》是有雛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畢業生自愿去了新疆,在戈壁灘上,他們中間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這首歌傳回南京,五中的學生們聽了很感動。任毅就在這首歌的基礎上做了大幅度修改。當寫到“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這一段時,任毅的心情很沉重,同時又覺得吐出了胸中塊壘。

 

 自   首

 

      《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我的家鄉》一歌寫出后當即被人拿去傳抄,以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輪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于是走過去,故意問:“你們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樣子像是知青,怎么連這個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當初任毅寫這首歌時并沒稱之為《知青之歌》,因為這里面沒有豪情壯志,只是表達了知青的一種思鄉情緒,表達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的強烈失落感。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任毅的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正是因為它以一種憂郁的調子表達了知青的真實情緒和處境。

      當時,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龍江的火車上,一路吟唱這首歌。江西有一個縣的知青在開會前的唱歌比賽中,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學著列寧評價《國際歌》的口氣說:“憑著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處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任毅有個同學叫鄭劍峰,因身體有點殘疾,駝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鄉,于是他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聯絡點。鄭劍峰手很巧,愛裝半導體收音機。一天他正在調試時,忽然聽到莫斯科廣播電臺在播放任毅所寫的歌,他很意外,立刻去找任毅偷偷告訴了他,并約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時間來他家再次收聽。第二天下午4點鐘,任毅來到鄭劍峰家,兩人將半導體收音機撥到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頻率上,果然很快收聽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蘇聯把它稱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系男聲小合唱,配以小樂隊伴奏,效果很不錯。任毅聽呆了,這是他頭一次聽到自己這首歌的正規演唱。沒想到感染力竟有這么大!同時他也意識到莫斯科廣播電臺的演唱,實際已經把他置于死地。

      后來任毅越聽越怕,感到一場大禍即將降臨。鄭劍峰也為任毅擔心,不過他一直安慰任毅,勸他不要緊張。鄭劍峰后來也遭到厄運,因為他曾經送了十幾個半導體收音機給下鄉的老同學,其中一人因收聽敵臺而被抓,審查中牽扯到鄭劍峰,他身體本來就不好,加上驚駭,不久就發病而死了。

      任毅的預感很快被證實。一個月以后,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上貼滿了批判這首歌的文章,它已經被定為反動歌曲,“說出了帝修反想說的話,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聲音”。也許是還沒有查明作者,當時只是批判歌曲,還沒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萬分恐慌,差不多成了驚弓之鳥。他立即回到知青點,把所有文字材料燒毀,包括女朋友寫給他的信。他的女友在另一個地方插隊。當時他倆都對上山下鄉產生懷疑,在許多方面有共鳴。連同女朋友的書信一同被焚毀的,還有一本《圣經》 ,這是任毅從外婆那里拿來的。

      任毅等待著厄運降臨,他無數次做夢,夢見自己被抓了起來。有一段時間任毅幾乎不敢睡覺。他實在不愿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著一個書包,里面裝著洗漱用具,主動走到南京市娃娃橋監獄門口,對接待人員說:“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們把我抓起來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說:“這里也不是想來就能來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級指示,現在你先回去。”

 

 公   審

 

      關于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1970年到來時,形勢更為緊張了。南京市到處刷滿了標語:“該管的管!該關的關!該殺的殺!”空氣中都好像有一種血腥氣。正月十五那天,他們抓走了任毅。這是根據張春橋的一個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任毅感覺到周圍氣氛嚴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離開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個人悄悄回到了江浦縣農村的知青點。回到知青點4天后,也就是農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這天,任毅開始了長達9年的牢獄生活。

      “拿去,以后不準講你的名字,這是你的代號。”那天晚上,進了“娃娃橋”以后,看守說著將一塊1寸寬2寸長的雙層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遞給任毅。布牌子上面印著正楷的阿拉伯數字:3427。

      從2月19日被捕入獄,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這5個月時間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審訊,而且經常是在夜里。光一句歌詞“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審訊人員就搞了任毅好幾天,一定要他承認當時寫的不是“深淺”而是“深陷”。因為自己確實寫的是“深淺”,所以拒不承認。雖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時彼時大不相同。關于“深淺”,任毅還可以自我批判一番,說因為知識青年身上還存在著沒有得到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沒有工農兵那種一往無前的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腳步是深深淺淺的;而“深陷”豈不是成了對上山下鄉的一種污蔑嗎?為了攻下“深陷”這個堡壘,專案組在任毅面前拋出幾十個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計是從全國各地搜羅來的,有油印的、打字的、復寫的、手抄的,各種樣式的都有,其中確實有不少都是寫的“深陷”,大概在流傳中人們覺得這個詞更能說明知青的狀況吧。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出去參加一個公判大會,這次被宣判的人中也有任毅。當判詞讀到任毅的時候,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從死刑到無期徒刑全都想到了,惟獨沒有想到會是10年。10年,在當時可算是一個輕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旁邊的一個犯人,問:“這個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個人正緊張地聽著對自己的判決,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聲。

 

出   獄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獄。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爭相對他進行了報道。這時,為救自己出獄四處奔走呼號的老母已經白發蒼蒼,自己心愛的戀人早已成了別人的新娘,親愛的妹妹患了腸癌,數著日子還是沒有等到他出獄的這一天,已經去世了。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擠滿了人,當年在一起的同學幾乎都來了,還有她,當年為他受過牽連的女朋友。酒桌上,如今已為人妻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沒想到任毅還能出來。”任毅笑道:“我們的愛是很純的呀,我和她都沒有拉過手噢!”

      紡織公司所屬的絲絨廠熱情地接納了他,他被安排到總務處。他出色的工作,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天降奇緣,同在這個工廠工作的一個清秀女孩注意到了他。就在這時,五中的一個老同學上門提親,而被介紹的正是那個清秀的女孩,提親者正是這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他們對任毅的印象都很好。

      如今任毅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區一片新蓋的生活小區里,對昔日朋友的態度,他依然如故。談起對那段歷史的看法,任毅淡然地說:“功過是非,只有走過那一段人生歷程的人心中明白。我們留不住今天,如同我們留不住昨天一樣……” [1]


《南京知青之歌》歌詞


      “藍藍的天上,白云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彩虹般的大橋,直上云霄,橫跨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么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圣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對《南京知青之歌》的評論

 

      知青勞動的情景如果說任毅的被捕是時代造成的悲劇,那么《南京之歌》的流傳,則同樣是一種時代的必然。當一個時代的音樂,從服務于政治到聽命于政治,這樣的文藝政策,實際上也早已經背離了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精神。最重要的是,由于這樣的文藝政策還背離了對群眾生活真實的反映、對人性的一種傳遞,同樣會因為對這兩者的壓迫日深,終有一日會遭受更為強烈的反抗。而《南京之歌》就是爆發的結果。

      《南京之歌》不僅在知青中的影響深遠,實際上它的傳播形式、它的表達內容,同樣也在新時代的中國開了許多先河。首先,《南京之歌》的流傳,因為缺乏主流的宣傳平臺,它自始至終都是在群眾范圍內,以傳抄的形式進行流傳,這種手抄本文化,在八十年代詩歌初興的歲月,以及港臺流行音樂剛剛傳入大陸地區的時候,同樣被繼承了下來。在非主流意識形態還不能被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時代,這種傳抄方式,就這樣以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形式,滿足了無數青年渴求新知識的愿望。其實,《南京之歌》其中的一段歌詞,直截了當地唱出了“吻別”這樣的字眼,這對當時那個只有革命而沒有愛情的時代來講,不啻于是一種人性的喚醒,而愛情在很多時候,都是時代革命的轉折點。最后,《南京之歌》里所展現的自省精神和理想主義,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國搖滾樂的先驅篇章,它和后來出現的《一無所有》,雖然處于不同的時代、表現出不盡相同的內容,但卻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某種限制,從而回歸了音樂創作最自由的狀態。

      至此,《南京之歌》又哪里僅僅只是“南京之歌”、“知青之歌”,它實際上更是一首屬于中國人的“理想之歌”和“青春之歌”。

 


姜成武與任毅2011年11月在武漢會議上合影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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