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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知青時曾與習近平同蓋一床被子

時間:2013-10-16 15:18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張蕾 點擊:
王岐山:“文革”時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時他是搖旗吶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經歷是一代共和國同齡人的樣本,也是不可復制的個人道路

 


 

       地質學者、西北大學副校長張伯聲先生曾向前來請教的學生這樣講述自己最著名學術成果的得來:20世紀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長,他坐在船頭,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個想法:為什么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據既往所學,他認為,海浪這種涌動的方式,從力學上講是最省力的,進而想到,“大自然地殼的構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運動。”受此靈感啟發,他推導出“地殼波浪鑲嵌”學說,獲得國際承認。

 

      向張先生請教的學生中,一名歷史系學生事后回憶說,老校長的講述,“讓我感受到歷史的潮流。人類歷史的潮流與大自然實際上有一樣的屬性。那就是:順歷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贏;逆歷史潮流者亡,或者叫敗。因此,要順潮流而動。”

 

      這位善于吸納和推演的學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進入西北大學就讀,時年25歲。從波中一葉到浪中掌舵,老校長的啟迪“對我一生都有影響”。

 


 

饑餓的現實感

 

      北京學生郭路生1968年底寫下這樣一首詩: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

      ……

 

      這是知識青年啟程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學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馮莊公社的劉姓副書記在北京提前與知青見面時,言之鑿鑿:我們那地方可好,滿山果樹,有蘋果吃。他怕這些年輕的娃娃知道馮莊窮,不肯來。到達延安后,老鄉們用毛驢車,把學生們接到各自所屬村落。

      娃娃們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沒樹。此后每見到劉書記,就倆字:騙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產大隊,同來的還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時任康坪村村支書尹治海的記憶里,王與姚的關系,當地人是聽北京娃娃們說的,“他們在北京就認識”。隊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著王岐山,女娃跟著姚明珊,一起來到康坪。

      “知識青年來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會吃,囫圇地吃,糧食的殼兒還留著,沒有磨成面,就那么煮著吃。飯也不會做。最后我們派了一個老婆兒,給他們做了大概半年。陜北那些雜糧,亂七八糟的做法,他們不會(做)。城里是炒菜,這里一鍋燴。”尹治海說。

      那種饑餓的感覺王岐山一直記得,日后他曾回憶說:“……跟黑龍江的同學見面后我都想哭,他們干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啊,我這是累了還吃不飽,知道餓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們呼嚕呼嚕吃掉大燴菜,開始學習干農活。適應了一年,像那么點樣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們粗活不惜力,但細活干不來。女娃能甩開膀子用手拾糞,但扶犁耕作、開手扶拖拉機這種有技術含量的活計,只有個別男娃學得來。

      小組長王岐山干活一般,卻很有號召力。同來的知青不必說,連其他生產隊與他不熟識的北京娃,都聽他招呼。據康坪村村民回憶,其他隊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問題,公社都會找王岐山去勸。

      “有時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個隊的知識青年鬧意見,打架,就叫他去,去開開會,讓他去調解調解。”尹治海說。

      康坪村知青張佩俠還未報到就跟其他生產隊人員打架,老鄉們聽說他在北京時就頑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負責“教育”,吃住看緊,其他知青與他配合,不時冷落與關禁閉、罰體力勞動并濟,“人家(其他)11個知青都爭氣,就他一個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說:“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樣的,后來也當了老師。”

 

      因著強大的號召力,馮莊的3個大隊合并后,王岐山成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主要職責還是協調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覺得,王的號召力是從首都帶來的,聽說其在學校里便是風云人物。

      “你要讓王岐山打架,他誰也打不過,他體質弱。但誰也說不過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攏住,知青都服氣,老百姓都服氣,我比他大3歲我都服氣,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較早的延安本地人,帶著老婆孩子插隊,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兩人跟北京知青們一樣,管組里的領頭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學得(透徹),人家就不像個知識青年,比蹲點干部都淵博。”尹大才記得,一季棗子成熟時,公社來了干部,“搶棗”,“隊長擋不住,王岐山去,三言兩語給打發了,(就是)搬政策、講道理。”

 

      生產隊對王的敬意,也來自于明白人的引領。“原來我們生產隊長是個老八路,在西北野戰軍當過連長,老婆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過來的,有什么事情就問王岐山。那人見過世面,(知道)這些人雖然年輕,但是有知識,隊上有個啥事,咋個適合不,讓王給他把把關。”尹大才很為自己是康坪生產大隊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驕傲,雖然也被北京知青“連累”,自留地分在水邊,難養活,他也自認為充當了北京娃和延安老鄉之間的橋梁。

      北京知青們頂著農村戶口,思忖著“扎根一輩子”的誓言,但老鄉們卻意料他們待不長遠。村里的赤腳醫生空缺,他們找來尹大才頂上,想著北京娃娃文化雖好,說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層社會的艱苦和無序,多少還是讓知青們失望。尹治海動員大家寫入黨申請,沒一個人應承。即便如此,王組長帶領著青年突擊隊,干活表現還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記憶中,康坪大隊的知青從未有過不良記錄。

      一周勞動6天,學習1天。“知識青年再教育領導小組”組長尹治海想著,主要是讓知識青年們得一日喘息休息,讀讀報紙就可以了。知識青年們倒真有學習的積極性,村里的《紅旗》雜志等讀物都是他們訂的。但體力勞動終究辛勞,年輕人下工回來下下棋,打打撲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學習,拿個石板做個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學數學。”尹大才不以為然,對王說:“這個屁用也不頂。”尹記得王回答說:“‘文革'期間,這個也沒學好,把這個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學得好,“他看外國的經濟方面的書。”對這稀罕物,村里有人議論:哎呀他看的是什么書?外國的書,是不是不正確的書?

 

      對于這稀有之書的來源,延長縣作協主席張思明知道一些。他曾為寫作習近平延安插隊經歷而在延川縣梁家河采訪,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訪時任省長習近平。他曾聽習談起,下鄉初期,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遙遠,先到了馮莊找王岐山借宿一夜,兩人就合了一床被子。當時習帶著一本經濟方面的書,王岐山給留了下來。

      尹大才也記得王岐山跟他說過自己和習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們好。”王曾問尹:習仲勛你知道嗎?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王:他兒子也在延川,他們那邊如果請你過去你去嗎?尹:我去你給我掙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數劉捷字寫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墻上題過8個“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來。

     “那時候鄉政府說,那幾個字寫得好,知識青年寫下的,要保存好。結果(后來)修路都鏟了。”尹治海說。

      尹大才也為那8個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馮莊公社沒有宣傳康坪知青的優良作風。他想寫本書,暫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組長,我要寫知青小組,任何一個人的事情都離不開他,每個人的故事都跟他有關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沒他。”

      苦雖苦,赤腳醫生尹大才卻也覺得:“插隊是個雙刃劍。學習誤了……可是,來鍛煉也達到了好處,像王岐山這樣,來生產隊,方方面面,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都參與過了。”

 

豐滿而謹慎的理想主義

 

      1971年9月,林彪的飛機掉了。尹治海去地區上開會,市委副書記千叮嚀萬囑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圍上來:開會是不是通報林彪的事?

      就在這一年的下半段,為防止“四舊”文物遭到破壞而早早關閉的陜西博物館大門重開,5年的閉館,原先的講解員上了歲數,博物館便到延安招上來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隊上有兩個名額,據尹治海說,大家都去面試,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楓被錄用。此時,姚明珊因父親的問題,無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暫別女友,來到西安。

 

      其時“文革”雖進入平穩期,博物館復工,但集體生活中吃飯前早請示晚匯報、排著隊念毛主席語錄、每周一日的政治學習閉館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業務學習也沒荒廢。西安碑林有一塊景教碑,世界聞名,介紹早期基督教在中國的流傳情況,館里一位老先生單給年輕講解員講授有關該碑的知識,就講了兩個月。陜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個月入館,是老五屆大學畢業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過8個月的講解員,與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西安調研期間,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時間,約上8位(實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館(現碑林博物館)敘舊。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還記得關于這碑的知識,“讓我現在去講碑林都能講。”

      那一晚,老友們從7點半聊到10點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說著陜西話,后者則舉著水果給這個送給那個遞,香煙不離手。此情此景讓王平平覺得,“有些東西和幾十年前一點都沒變。”

      王岐山將敘舊與工作的界限嚴格劃定。館長邀他順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館,他沒答應;館里送他碑帖作禮物,“一塊真的碑帖都上萬塊錢”,他一口回絕,“一點面子沒留。”王平平拿著卡片機,讓茶室的服務員幫忙拍了幾張照片,而館里專門負責拍照的工作人員沒能進入王的敘舊局,館長和書記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務副省長和陜西文物局局長雖得進門,也只能遠遠拉兩把椅子,互相說說話。

      在王平平看來,王岐山6年的講解員生涯鍛煉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講解詞沒有現成的,全靠講解員自己提煉,又面對不同社會階層和文化層次的參觀者,應對需要靈活。在陜期間,王岐山又以工農兵大學生身份,就讀于西北大學歷史系,在知識儲備、觀世視角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維度變得多元起來。

      王岐山在博物館期間,接待過中央領導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讓他接待身份比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邊聽了幾句,覺得他講得很活,完全沒有稿,李先念聽了也覺得很有意思。”

 

      特殊歷史時期中的陜西博物館,像一座中國大舞臺的微縮,紛紛繁繁,鬧鬧哄哄。其下情景,時而殘酷恐怖,時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們四處搜集書籍,地下讀書會成為他們結交志同道合的平臺之一。從閱讀心得到當下時事,人們在迷霧中摸索,生存與未知是他們的原始動力,以隱秘而又難以抑制的熱情討論著中國的現實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員,他還帶著一如既往的號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館找他探討問題。一次軍代表在大門口堵到他,說了幾句:今天從早到晚來了幾十個人找你,都不買票就進門,你給博物館造成了損失。

      西安人葛巖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記憶中的西安地下讀書活動》中提到他在此時結識的王岐山:“……已經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際親和力。西安有兩個有名的中學生領袖,都是西北大學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見互異,兩人不相往來,但卻都視王岐山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時也顯示出穩重謹慎的一面,雖然西安各個派系他都有接觸,但絕對不介入具體事務。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護、互相幫扶和互借“禁書”中度過前途未卜的歲月。《第三帝國的興亡》中的袖章、語錄、社會的瘋狂曾令他們震驚,對應著認知中國的現實;也曾在深夜里扳著手數,開國元帥10人、大將10人以及眾多上將,當下境況怎樣,命運如何。

      這個時期的王岐山仍然沒有明顯表現出對今后道路的規劃。他依然沒有入黨。

      “‘文革'的時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中國的前途誰都看不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么能有個人的命運呢?”雖然帶著悲觀,王平平不認為“文革”對于他這代人來說,只有負面意義。“文革”逼著大家在風暴式的環境中迅速認知事物、辨明是非,經歷人生的磨難后變得更加堅強。

      “‘文革'中能夠最后認識到這些,或者在這個過程能有所領悟的(人),是比較少的。大多數人就是經受苦難。還有少數人沒有挺得過來,人都不在了。”對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來說,“他這種成長經歷不是后來很多其他技術官僚能夠體會得到的。”

 

穿梭于不同話語體系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質:大城市里百十個團體,有知識分子、高干子弟、文藝界子弟、軍干子弟,還有各種地域性團體,各個圈子之間鮮有往來,甚至隔閡頗深。只有一個人,不屬于任何團體,卻能在各個團體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見一致,也不論階層是否平等,總能相談甚歡。

      王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發凸顯出來。他進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結交了更廣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朱信泉、嚴如平、韓信夫等人,對當年的實習研究員王岐山的評價為:實在、平易、學術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陳毅的兒子、賀龍的女兒、董必武的兒媳婦、朱德的秘書等,而王岐山表現得比普通老紅軍將領的后代還更顯踏實。

      “(只)有一點比較特殊的,就是他當時騎個雅馬哈。”社科院的老員工回憶,這輛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親戚所贈,當時算奢侈品。

      這輛摩托車對王當時的活動能力貢獻不小。在他結識了翁永曦、黃江南、朱嘉明3人并聯名提交經濟研究報告之后,逐漸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黃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點江山》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1979年,黃等人認為,“當時國民經濟的結構失調已經到了崩盤的邊緣”。友人李銀河聽到黃的分析后非常著急,覺得為避免國民經濟危機,應讓上層領導知道。經李銀河與其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紹,黃、翁、朱3人結識王岐山。

      “他(王岐山)雖然是學歷史的,但異常聰明,吸收能力特別強,跟我們一談就理解了我們的想法,馬上就表示贊同,并且提議起草一個報告呈交中央。當時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經常常在一起討論問題,再加上王岐山,我們4個人在市委黨校后面的一間空房子里關了幾天,寫出了報告。在報告里,我們預測了1980年經濟將要出現的衰退,分析了衰退產生的原因,并且給出了危機對策。……通過王岐山,我們把報告交給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覺得很重要,又轉給了陳云。陳云在報告上批示說:‘一個學工業的,一個學農業的,寫了一份很好的報告……'其實翁永曦不是學農業的,只不過在農民報工作。”

      報告提交后,4人受到當時中央領導的接見,史稱“老青對話”。“老青對話”對同時代熱衷探討中國道路的年輕人是一種激勵。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張少杰描述當時他們那代年輕人的心情為:“我們太想改變世界了。”

      從此,王岐山的道路轉向經濟領域。

 

      1984年莫干山會議在杭州召開,與會人員是從全國各地提交的論文作者中選拔出來的青年才俊,會議就國民經濟的熱點進行了激烈討論。但在當時,這種討論與集會,帶有一定風險。據柳紅所著《八零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黃江南這樣談風險應對:“政府是由人和部門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還有國務院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的秘書孔丹,以及王岐山。他們來,我們心里踏實了很多。當時不像現在,沒幾桿大旗不行。沒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

      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歷史又一次呈現出劇烈與復雜的局面,全國上下依舊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進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黨,6年間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正局級研究員。1988年起,歷任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組建等中國金融界大事。從此兼備對中國根本問題(農業)的認知和對國際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王岐山被委任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協助省委書記李長春處理廣信、粵海等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事件。為消除消極影響,他曾接受“聯辦”旗下《財經》雜志的對話專訪,闡釋“窗口公司”歷史使命的結束,強調“誰的孩子誰抱”的市場邏輯在中國確立。

      王岐山更為人熟知的危機處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間。他從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開中外記者見面會,次日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專訪,向百姓呈現、解釋當下抗疫局勢。一句口頭禪“說實在的”廣為人知。

      2004年,南方傳媒集團原駐京辦事處主任、原駐京首席記者方進玉曾在面訪王岐山時提出:“去年(2003)抗擊非典的記者會,面對全北京、全中國的大恐慌,面對國內外記者那么多刁鉆問題,你的應對太精彩了……只有一個地方,你公開贊揚美國的《紐約時報》‘不愧為《紐約時報》',還贊揚美國記者‘提的問題就是尖銳',容易讓人產生聯想,以為你在暗諷國內記者提的問題不尖銳。電視直播一出來,我就擔心你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回答,受到中央領導的批評呢?”

      王岐山回答說:“沒有啊。去年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后,中央領導都表揚了啊,說我是放得開、收得住。”

      據方進玉所知,“王岐山為那次新聞發布會做準備時,他的那些發言提綱--特別是針對外國記者必然會提出張文康、孟學農被免職的問題,其答復的核心內容,應該已經得到了當時市委書記劉淇,甚至是中央高層的認可。”

 

      王岐山的張弛有度、應對得當也曾讓世界衛生組織的媒體專家印象深刻。2003年勞動節這天,時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鄧小虹在參加世衛組織培訓時碰到代市長王岐山。據當時媒體報道,鄧小虹說,在模擬發言環節,王岐山主動要求第一個來,回答法國老師模擬的外國記者提問。重放錄像時,“王市長的錄像幾乎成了講解的樣本。”法國專家對王的評價是:“一個非常有主見、有見地和有決心的領導,他不會讓記者牽著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導記者從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問問題。”

      王的話語能力由此可見。吸納民情,講解官方,直面輿論監督,對老百姓說市井之語,對外國友人講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種不同的話語體系之中,不回避問題,致力于解決問題。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自傳《峭壁邊緣》中記述了自己親歷的2008年金融危機,多次提到他跟王岐山打電話。當時王岐山是主管外貿和金融的副總理,多次與保爾森在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中打交道。保爾森稱,自己視王為值得信賴的老朋友。保爾森曾這樣評價王岐山:“我所認識的王岐山行事果斷,好學好問。他是一個執著的歷史學家,喜歡哲學辯論,還有著略顯頑皮的幽默感。”

 

      跟保爾森類似,美國第24任(2001至2009年)勞工部部長、同時也是第一位美國華裔部長的趙小蘭女士,對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風格,同樣印象深刻。

      趙與王第一次真正接觸,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期間。趙對王的第一印象是“開朗、有風度、健談,讓每個人都覺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誠,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夠輕松地交流。他不懼怕承認,甚至是非常開誠布公:中國面臨著許許多多挑戰。他把這看作是幫助別人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積極途徑。”趙在回復本刊的電郵采訪時說。

      “(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閉幕會上)他把準備好的講稿放在一邊,這是前所未有的場面。他坦承,在這樣重要的場合,這么做是冒有風險的,但他的脫稿講演‘來自真心'。”趙小蘭說,“這一點尤其為美國為政者們所賞識,他們更喜歡這種非正式的交流,有助于建立一對一的合作關系。這樣一來,領導人之間的交談會非常坦率,難點突出。”

      一個典型例證是,“他以他的絲綢領帶來解釋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看法。他說,對于中國人來說,知識產權是個比較新鮮的問題,人們第一次知道它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而現如今,全球的人們都戴著中國絲綢制作的領帶,因為中國人把自己的發明與世界分享了。”這個故事盡力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知識產權意識淡漠的批評甚至憤怒,讓趙小蘭記憶深刻。

      “他講故事,甚至講笑話,我們以前從未想過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會運用這樣的交流方式。在美國,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話作為他們演講的開始,以便讓受眾放松,是很常見的。所以大家非常喜歡王副總理的方式!……他的演講直率、有趣、見解深邃--這真是讓觀眾難忘!”

      2009年赴美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其不意,贈予王岐山一只籃球作為禮物。王年輕時確是籃球愛好者,還在記者面前秀了轉球技法。王平平曾開著玩笑問過王岐山,奧巴馬送你那個籃球要不要交公?王登時表現得像個孩子:憑什么?

      同樣在這次赴美談判期間,王岐山和美國財長蓋特納接受PBS(美國公共電視網)《查理·羅斯秀》的聯合專訪。時政訪談資深主播查理·羅斯問王岐山:有人說美國要遏制中國發展,你相信嗎?王回答:“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總統多次說,希望中國繁榮發展……我相信你們總統說的話。”

      老到的主持人又問:你覺得中美之間最大的誤解是什么?

      王直接說:“美國人對中國不是誤解,關鍵是不了解。”

      在訪談即將結束的時候,查理告訴王岐山,他最近拜訪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說你是他最愛打交道的中國人。他對你好一通表揚,說希望你永遠履職,永不退休。”接著播放了一段查理與李光耀的對話。

      李:我愿意跟王岐山做生意。

      查理:……有人說他會繼續供職于政府,盡管他已經65歲了(此處有誤,2011年王岐山63歲--編者注)。

      李:是的,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讓他一直留任。沒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勝過他。務實、強硬、幽默、機敏,做正確的決定--就中國的立場而言。

      鏡頭轉回演播室現場,王岐山自然地接過話頭,問查理:“你和他見面的時候,他桌子上是不是還有一個孔子的像?”在場3人一起大笑起來。

      “我在90年代到他辦公室和他談話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個談話桌子上擺了一個中國的孔子像。李光耀先生應該說是,走出了一個很獨特的‘城市國家'的發展之路。他既用了東方的文化,也用到西方的文化。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文化上用東方的多,而在制度上用英國的多。”

      扭轉了劍拔弩張,訪談在輕松愉快中接近尾聲,王岐山指指自己的耳麥翻譯器,一語雙關:“我現在才習慣這種談話方式。”節目在查理“希望我們下次談談歷史”的邀約中結束。

      該嚴肅時強勢、威嚴,該放松時大聲說話、大聲笑罵,王岐山分寸感極強,公職與私人領域界限分明,上得廟堂,下得田間,中間理順得各樣關系,強硬與妥協并濟,以求問題解決。

      2004年面訪時,王岐山曾和方進玉聊起中央電視臺新址規劃問題。王說:央視新址建在北京CBD的核心區,這里本來就很擁堵了,但央視和廣電部報送給北京市的規劃圖,仍然希望把央視新址整體圍成一個封閉大院子,我只好不斷與他們協商,請央視一定要對新址的規劃作些修改,給市政留出兩條路。

      “我聽他說,盡管當年的央視臺長和廣電部負責人反復說,央視的安全警衛很特殊,留出公共道路不方便,希望把央視新址及其附屬設施全部封閉起來,但王岐山一直堅持說:不行。不能因為你們的新大樓,就把CBD本已擁堵的交通,搞得堵上加堵。還好,經由王岐山的一番勸說和堅持,央視和廣電部的領導終于同意修改規劃了。”方進玉說。

 

 新的歷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后,王平平接到電話:岐山怎么分管中紀委了?

      這是執政黨新班子上臺后被輿論熱議的話題。中紀委書記一職,跟王岐山副總理任上的職責無直接相關,他的工作履歷中也沒有類似情況。惟有“救火隊長”的“稱號”一脈相承。腐敗問題是當前中國政治的最緊要問題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厲風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貫徹“八項規定”,改進文風、作風、會風的新氣象,對王來說,這是多年來一直的行政方式。

      據農研所時的同事回憶,王在聯絡室主事期間,“不說廢話”。到杜老(杜潤生)那里開會,了解完情況,交代下去待辦事宜,就散會,“簡短”,“辦事風格非常明快”。

      通報紀委系統自行清退會員卡的會議,只用了20分鐘。中央紀委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為防止秘書代筆,王岐山現場給大家布置作業,結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實際寫一篇學習黨章體會。他在見外國友人時笑稱:以前就怕念稿子,現在得了濟了(編者注:得濟,北方方言,指有益、得利)。他在與相關專家座談時,也要求學者們不要念稿,簡短、直接表達觀點,去掉“尊敬的王書記”之類的寒暄。座談末了,還推薦大家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引發一場中紀委內外、全國讀史熱。

 

      據中紀委工作人員說,他在中紀委辦公的時間遠遠超過在中南海。

      2013年1月,王在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發言中說,治腐“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顯示其現階段的工作思路。

      綜合媒體已有報道、接近中紀委人士的介紹以及《紀委監察干部工作手冊》等方面的信息,中紀委原來設置8個紀檢監察室,1室管國有企業,2室管金融機構,3室管教科文衛,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機構及國企由4室監管。5-8室分管各省、市、自治區。王上任后,新成立9室、10室,將5、6室拆分,新的對應方式為:5室對西南,6室對華北,7室對華東,8室對中南,9室對西北,10室對東北。

      “(比如)原來一個室下面三個處,一個處要管兩個省,現在可能一個處只管一個省了。(查處)力度肯定大了。三四個人只盯一個省,一個省能有幾個省部級干部?……這幾個省的官員肯定都睡不好覺。”上述知情人士說。

      在這次中紀委監察部內設構架的調整中,原黨風廉政建設室與原糾風室合并為“黨風政風監督室”,原執法監察室和原績效管理監察室合并為“執法和效能監督室”。所以機構總數保持不變。

      “……績效室原來就是做行政審批、效能監察、行政問責。(王認為)效能這個應該(多)是國家公務員局的事情。這個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來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紀委的人士說。

      除了立竿見影的查辦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網絡反腐舉報反饋,學界和坊間更期待反腐領域的頂層設計和制度改革上的穩步推進,諸如官員財產公示、反腐敗立法等正在試點或籌謀的長效機制能夠逐步確立起來。在改革推行過程中,在面臨復雜局面時,極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決斷力和中央高層的同心聯動都甚為重要。

      廉政專家任建明說今后十年為“反腐成功的機遇期”,“這十年我們一定要跳出過去的怪圈,越反越嚴重的怪圈,要讓人民看到希望,要找到出路”。

 

      王岐山的老朋友們也對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

      農研所的老同事評價王是個“非常尊重紀律,遵守紀律的人”。

      有一例證。王岐山任北京市長期間,一次周末私人駕車外出時,在某停車場停駐時間較長,出場時被收費師傅認出,后者執意不肯收取停車費。王岐山跟他糾纏了幾個回合,后車已經開始不耐煩地按喇叭,王只好駕車離開,周一便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順道去把停車費補交上了。

      方進玉曾聽一位知情者說,“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后(2003-2007),市政府給過他一套房,但王調離北京、到國務院做副總理后,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年,王岐山對方進玉說:“許多人說我是臨危受命、抗擊SARS--挽狂瀾于既倒,其實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這是一種歷史機遇。在廣東做副省長也罷,到北京做市長也罷,都是歷史機遇。……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么你只能盡力去做。從1980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我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王岐山的這番自述,在今日更艱巨、被寄予厚望的歷史使命面前,或許仍然適用。

 

      (感謝王世平、尹大才、尹治海、尹國凱、張思明、趙小蘭、方進玉、羅昌平、朱信泉、嚴如平、韓信夫、周淑真、姜明安、任建明、馬懷德、中紀委相關公務員接受采訪及提供的大力幫助。本刊記者林珊珊亦有貢獻。)

 

        原標題:弄潮兒(王岐山和他的朋友們)

        本刊記者張蕾 發自北京、西安、延安     實習生 朱詩琪 樓婍沁 謝思楠 宋夢醒

       2013-08-28    南方人物周刊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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