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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次回昆明探親路上的特殊故事

時間:2018-11-17 18:45來源:北京知青網 作者:江天紅 點擊:
1971年12月連隊批準我探親。接到通知我高高興興、急急忙忙地到營部找徐參謀開邊境通行證.在辦公室碰到三連的小蓉,她也要探親。徐參謀為我倆開好通行證以后說:“交個任務給你們,你們明天上昆明,順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寧精神病院去。”

 
 

       1969年3月,我下鄉分在景洪農場十分場二隊。分場離景洪36公里,是一個新建農場,人員主要是來自北京、上海、重慶、昆明四個城市的知青和一些早年支邊的老工人,還有少數復轉軍人,生產任務是種橡膠。我們農場后來出過很多知名人物,比如電影導演陳凱歌、手風琴演奏家楊鐵剛,還有一些專家、教授、學者等。但我今天要講述的是一個悲劇人物,她是我們分場的北京女知青小薇(化名),我和她的一段難忘的經歷。

       70年代初,農場改為建設兵團,調了部份現役軍人到各個連隊,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我們隊是一師一團十營二連。當時在極左路級的影響下,每天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外,晚上還有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開不完的各種批判會。加之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每天都感覺是在受煎熬。

       1971年12月連隊批準我探親,假期15天。接到通知,我高高興興、急急忙忙地到營部人事處找徐參謀開邊境通行證,在辦公室碰到了三連的小蓉,她也是我們學校的知青,只是同級不同班,她也要探親。徐參謀為我倆開好通行證以后說:“小紅,小蓉,交個任務給你們,你們明天上昆明,順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寧精神病院去,她近來又犯病了。”我倆一聽愣住了。小薇是69年4月份從北京來到我們十營五連的。她到后沒多長時間,我們就聽營里的人說,她成了“現行反革命”,原因是她的父母是高干,當時正下放勞動,她來以后寫了一些日記,在日記中說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話。不知怎么她的日記被連隊發現了,逐級上報,被定為了“反動日記”。一天,團部在景洪嗄灑召開批斗大會,我所在的連隊還派了幾個老工人參加會議。老工人開會回來講給我們聽,那天在大會現場,小薇被帶上臺去,胸前掛著黑牌,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XXX”,臉被抹了墨汁,和另外幾個受批判的人一起跪在臺上。她象個小孩一樣不知是啥回事,手不停的撕黑牌上的紙玩。這時一個老職工跳上臺去,說她態度不端正,啪啪兩耳光,頓時血就順著她的嘴角流下來,臺下的人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批判會回來沒多久,她就瘋了,長時間不說一句話,每天呆呆的坐著,最后連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當時景洪沒有精神病院,營部將她送到昆明治療了一段時間后又接回來,偶爾我們去營部開會或是看電影還見到她,這次是第二次送她上昆明醫治。

       徐參謀帶我們去到營部小河邊一間孤零零的茅草房,推開門,只見小薇呆呆的坐在床邊,蓬頭垢面,臉被臟兮兮的頭發遮住大半,衣服、褲子油亮亮的,身上發出一股臭味。見到我們,她驚恐地站起來。徐參謀和藹地對她說:“這是小紅、小蓉,明天她們送你去昆明看病,醫好病你就可以象她們一樣勞動、學習,去北京探親了。”小薇呢,臉上沒有表情。我問徐參謀:她會打人嗎?她這樣高,萬一她打人,我和小蓉怎么辦?她這么臟,怎么去昆明?徐參謀似乎是看出我們不太想送她,就說:“別怕,我會交待她聽你們的話。另外你們幫她打掃一下衛生,我去找套衣服。”說著就出去了。

       說真心話,我們真的怕送她,可徐參謀是領導,在兵團領導的話就是命令不能違抗,再看看小薇、良心上又有些不忍: 大家都是知青,我們不幫她,誰幫她呢?我倆打來水幫她洗了頭,洗了臉,找來剪刀,幫她剪了個短發。徐參謀找來一件舊的對襟花棉衣和一條勞動布褲子,我們幫她換上。經過打理,小薇像換了一個人。我細細的看看她,皮膚白白的,兩只眼睛圓圓的,五官很端正,蠻秀氣的,心中想但愿這一次能治好她的病,讓她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那該多好啊。


       從她屋里出來,徐參謀說:“小紅,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有事交待你。”在辦公室,徐參謀拿出一大摞錢和糧票,說這是800元錢和300斤糧票,是她的住院費和口糧,你要裝好,路遠,為了你的安全,不能告訴任何人。我看著徐參謀一臉嚴肅的樣子,又看看那些錢和糧票,說真話,我從生下來還沒見過這么多錢和糧票,不免有些害怕,就問徐參謀為什么不從郵局寄。他說這是醫院規定,只收現金和糧票。我拿著這些錢、糧票,像抱著一個炸藥包一樣回到連隊,把它藏在被子里,等到晚上吹了熄燈哨,大家睡了以后,我才打著手電筒,悄悄的把錢縫在棉衣里層。

 


 

       第二天,我和小蓉帶著小薇去營部機務隊搭乘拖拉機到景洪,剛上車又遇見小蓉她們連的另一個女同學小瓊。她也要去探親,于是我們就結伴一起走。到了景洪,我們一行四人直奔長途汽車站買票。售票員一看我們帶著一個瘋子,不賣票給我們,說是長途客車,車上要坐四十人,萬一在路上她鬧起來,他們負不起責。我們一聽傻眼了,不準乘車,我們怎么回昆明?任憑我們怎樣解釋,售票員根本不理。沒辦法,我們只好拉著小薇從客運站出來,剛走到景洪百貨大樓旁邊,一輛大貨車停下來,駕駛員伸出頭來喊著我的名字,原來是我家鄰居阿貴,我高興地問他怎么會在這兒,他說他來景洪拉木材回昆明,問我上哪兒。我說回昆明探親,營里領導安排我們順便送小薇看病,可人家不賣票給我們,走不了。阿貴聽后說:坐我的車吧,只是我的駕駛室已經有兩個人了,你們只能坐在車箱上。我們一聽高興極了,我說沒關系,坐那兒都行,只要能到昆明。

       中午,我們在一個食館里買米干(卷粉)吃,小薇她在車箱里,我幫她買了一碗,端到車上給她吃,我和阿貴在車下說話。阿貴問我她怎么瘋了,我把她大體的情況講給阿貴聽,又講了開批斗會的事,阿貴說她真可憐,這時我倆不約而同地往車箱看了一下,沒想到小薇手端著米干,一口沒吃,在聽我和阿貴說話,兩行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我們被她的舉動驚呆了,我的第一反映是她到底是真瘋還是假瘋(后來才知道精神病會有階段性清醒的病理現象)。看她這樣,我和阿貴約好,不能告訴其它人,怕萬一傳出去,她的后果會更慘。

       車子開動了,我們坐在高高的木頭上,車一開,風吹得我的眼睛都睜不開。風很冷,我們又穿得單薄,凍得直哆嗦,但又想堅持幾天就到家了,心情一好,就覺得暖和一些了。

       在途中發生了幾件事,讓我終身難忘。第一件,車在思茅時,我看到一個食館在賣饅頭,就跳下車去買了幾個,小薇一見,不等我爬上車遠遠的就伸下手來接住,一只手拿一個,狼吞虎咽般地吃起來。可能是她到版納三年都沒有吃過幾頓饅頭,吃完兩個,我又遞給她一個她又吃了,雖然她不說一句話,從表情上看,她很感激我。我們幾個看看她那樣吃,心里挺難過的。他們從北京千里迢迢來到云南,吃個饅頭都是一種奢望,像她這樣遭遇的人就更難了。如果在家中,那可是家中的寶貝啊,要是她媽媽見到她現在這個樣子,該有多么傷心啊。

       第二件事,阿貴考慮到我們幾個坐在車箱里太辛苦,就抓緊時間趕路,當晚趕到墨江縣。要在平時,從景洪到墨江要開兩天的時間。路上,小薇睡著了。到墨江已經很晚了,我們在電影院旁邊找到一個旅館。阿貴和坐在駕駛室的老張去登記,我叫小薇下車,可能是她凍的太僵了,無倫我怎么哄她,她就是不下車。沒辦法,我就叫小蓉和小瓊在車下接她,我把她抱了從車箱邊放下來。誰知小薇個子高,身體重,小蓉、小瓊個子小,我一放手,她倆接不住,三個人一起摔倒在地上,小薇這下發怒了,睡在地上不起來。剛巧電影院散場,看電影的人出來,看到她睡在地上,大家都圍上來看熱鬧,人越圍越多,那場面真是尷尬。還好阿貴和老張及時出來,我們幾個人才把她抬進旅館房間里。小薇坐在凳子上,樣子很生氣,兩只眼睛瞪得圓溜溜的,腮幫鼓鼓的,樣子很嚇人。我給她倒了杯水,拿了幾塊餅干,告訴她吃點東西好睡覺。誰知她抓起餅干啪的摔在地上,匍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我們三個人嚇懵了,靜靜的看著她哭,可能是她借這個機會,把她長期的委屈發泄出來吧。她哭了好一陣止住了,我對她說:“小薇,我們知道你心中不痛快,但我們也沒辦法。我們萍水相逢,大家都是知青,一路辛苦,要互相體諒。”她漸漸冷靜下來了,眼神也溫和了,坐了一會倒在床上睡過去了。那知夜里,她尿床了,穿著的唯一條褲子全濕了。我們沒有多余的褲子,天又那么冷,怎么辦呢,我只好悄悄把旅館的枕頭帕扯下來,讓她蓋在腳上,那怕能為她擋一絲風也是好的。事后我總覺得對不起旅館服務員,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丟條枕巾是要受批評的。

       第三件事,我們遇到了一個好人。車子經過磨黑時,有一個男同志大約三十歲樣子,昆明人,他到磨黑辦事,要趕回昆明,班車沒有了,就求阿貴帶他回昆明,阿貴同意了,他就跟我們一起坐在車箱里,一路上還多了一個說話的人。車到玉溪,阿貴去加水,我們全部人爬下車來活動凍僵的肢體。有一輛大車也在加水,那輛車駕駛員問阿貴,是不是上昆明,阿貴說是。他又問怎么車上坐這么多人,阿貴說趕路,這個駕使員就對著我們幾個說,車箱上太冷了,來兩個坐我的駕駛室吧。話剛說完,搭車人和小薇兩人就爬上他的駕駛室去了,我一看不行,小薇怎么能單獨去坐別人的車呢,但是任憑我怎么叫她,拉她,她就是死死拉住扶手,不肯下來,可能是她一直都是穿著濕褲子,太冷了吧。搭車人看她實在不下車就說讓她坐吧,我也到昆明。我就聽了搭車人的話,讓她坐了。走了一段路后,阿貴超車了,把那輛車拉在后面。車到了昆明東站涼亭大坡那兒,阿貴停車,讓我們三個下車,他告訴我他要趕著去下木料,讓我們在路邊等后邊的車。這時天上下著毛毛細雨,灑在臉上濕濕的,冰涼冰涼,路邊小草都是被一層冰蓋著。我們三個站在路邊,等啊,等啊,又冷又餓又渴,縮在一起,眼巴巴的看著每一輛進城的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心里很后悔,心想不該聽搭車人的話,讓小薇離開我們單獨搭車,萬一弄丟了,可怎么辦?我們急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大約等了兩個小時,終于看到小薇他們的車開來了,搭車人遠遠的就向我們招手。車停穩以后,那個駕駛員問你們誰是送瘋子的,我和小蓉回答后,駕駛員說,現在夜深了,我直接送你們三個到安寧,他又對搭車人和小瓊說你們自己回家吧,搭車人馬上說:“師傅,你就送送我回家吧,我家在穿心古樓,半夜三更的,我怎么走得回去?”駕駛員極不耐煩地答應了。我們趕快爬上車,本來搭車人是坐駕駛室的,但是他也跟著我們爬上車來。

       車開動以后,搭車人告訴我們,他和小薇上了這輛車以后,駕駛員以為他是送瘋子的,問他帶了多少錢和糧票,那知搭車人告訴駕駛員不是他送,送瘋子的是我們三個小姑娘。駕駛員馬上就火了,開始罵他,說要把他趕下車去,又說他累了,要休息等等,搭車人只好向他說好話。走了一段路,車又壞了,搭車人幫著他修車,車修好才慢慢的開到涼亭。搭車人說我看駕駛員有些不可靠,他要送你們三個去安寧,這大黑天的,不知安的什么心。我們一聽,真是嚇壞了。車到穿心古樓以后,搭車人下車,我們也飛快爬下車來,我爬上駕駛室也不知哪來的力氣,一把就將小薇拉下車來,駕駛員一看急了,問我們怎么不去安寧了。我說天晚了,明天再去,謝謝你了,邊說邊拉著小薇就走。駕駛員突然破口大罵,說我們沒良心,是些賤人,罵聲中還夾雜著臟話。搭車人遞了個眼色給我們讓我們快走,他在勸說駕駛員,故意拖延時間,我們走了很遠還聽見駕駛員在罵搭車人……。搭車人真是個好人啊,可以說是他讓我們避免了危險,遺憾是我們當時連對他說聲謝謝的機會都沒有。

       下車后,我們四個像流浪人,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心中一片茫然,月黑風高,不知能到哪兒去。還是小瓊說我奶奶家住在南華街,一樓有間廚房,去那里坐到天亮再說吧。于是我們去了她奶奶家,等到了天亮。

       天亮以后,我和小蓉告別了小瓊,拉著小薇,去南太橋短途客運站坐班車到安寧。我又怕人家不賣票,叫她倆遠遠的躲在車后面,我去買票,總算順利地上了車。當坐到在安寧長坡下車后,遠遠看見精神病院的大門,我們太激動了,想著任務馬上要完成了,可以解脫了,喜悅的表情洋溢在我倆臉上。進了大門,守門老頭見到小薇,就說:“小北京,你又來啦?”聽見老頭叫,周圍那些曬太陽的人就圍過來喊:“小北京”、“小北京”。我們一看,都是些穿病號服的,可能是輕度病人吧。小薇呢,人家叫她,沒反映。有個人問我們:“你們是她的什么人,是她媽嗎?”天啊,我和小蓉哭笑不得,真是在精神病院啊!

       這時,有人自告奮勇的帶我們去了醫生辦公室。一個男醫生在看病,見到小薇說:“小北京,你又來啦,怎么又不說話啦?”我們向醫生講了她在農場的近況和一路的表現,醫生作了初步檢查,告訴我們小薇需要長期住院治療,但目前醫院沒有床位,你倆暫時不能離開,要陪著她,等有空床位,辦完手續才能離開醫院。我倆一聽腦袋“轟”的一下,腿都軟了,問幾時有床位。醫生說不知道,精神病是慢性病,床位緊張,現在只能看門診,她進不了病區,如果走丟了,我們醫院負不了責,你們就安心等著吧。晚上呢,你們和小北京先到大門口,那兒有間空房子,可以臨時住著。聽了醫生的話,我倆幾乎絕望了,后悔不應該答應徐參謀,現在真是進退兩難……。

       天黑以后,大門口一個人也沒有,守門的老頭也回家去了。大門離醫院生活區有好遠一段路,門頭上掛著一盞昏暗的燈泡,風一吹,一搖一擺的像鬼火一樣,我倆十分害怕。小薇那天不知怎么,十分煩躁,不睡覺,在房中走來走去,叫她喝水不喝,問她是否肚子餓,也不點頭,這樣折騰了近兩個小時。我倆實在沒法,摸黑去生活區找醫生。真湊巧,正好找到院長家,一見到院長,我倆像見到親人一樣,一下就哭起來了。我們把這一路的情況講給院長聽,院長很同情我們,馬上叫了一個醫生去看了小薇的情況,醫生給小薇打了一針,同時又安排人把隔壁一間醫院堆被子的房間騰空一塊地方,讓我倆睡在里面,讓小薇單獨住,從外面鎖上門。院長說這樣安排是為我們的安全考慮,因為這是在精神病院,隨時會有危險發生,還說我們農場怎么不派一個男同志作伴。聽院長這么說,我們心里的委曲之情一下又浮了上來,差點又哭起來。

       就這樣,我們在精神病院陪著小薇等病床,真是度日如年。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第四天早上,一個女醫生跑來告訴我們,昨晚病區跑了一個病人,你們快去找院長,先把小薇安排進去。我倆別提多高興了,撒腿就往院長室跑,總算辦了入院手續。我把縫在棉衣里的錢和糧票交給醫院,覺得身子一下就輕松下來了。當我們陪同醫生把小薇送進病區,看見那些瘋瘋癲癲,眼睛放著兇光,嘴里罵著人,緊握著拳頭,對著我們沖過來的重病人,我們嚇得躲在醫生后面,太恐怖了。看到這樣的環境,馬上聯想到小薇,我們走后,她怎么辦啊,她比起那些重病人來,溫順多了,她肯定在里面會被欺負的,她多可憐啊,孤苦伶仃住在這么恐怖的地方,她的命運真的太悲慘了!那一刻我們的心情太矛盾了,可我們又無能為力再幫她做什么事了。我們反復告訴她聽醫生的話,好好治病,爭取早日出院,她呢,還是呆呆的看著我們,我們默默的離開了醫院。

       我從安寧回到家,外婆見到我太高興了,可能是興奮過度,晚飯后突發腦溢血,送到醫院就去世了,我很悲痛。等辦完外婆喪事,我15天的探親假也快到期了,我還是牽掛著小薇,我告訴媽媽我要去看她,媽媽說她也要去,可我堅決不同意,原因是外婆剛去世,媽媽還在悲痛中,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我在邊疆她是日夜牽掛,強忍思念,如果再去看見小薇,那對她的打擊會更大,更不放心了。媽媽看我態度堅決,只好尊重我的意見,她把家中本月僅有的二兩半糖票和幾張糕點票拿給我,讓我買點吃的東西給小薇,我去買了半斤咸味奶糖(當時用一兩糖票可以買二兩水果糖)。另外又買了十個冰沙餅。我又想到小薇來時,腳上沒有襪子穿,鞋子又破,天這樣冷,會凍壞的。于是我又給她買了一雙尼龍襪,一雙解放鞋,帶上這些東西,再次去了精神病院。

       還是那個女醫生陪我進到病區,病房中沒人,我把吃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床頭柜上,這時門外兩個病人打起架來,女醫生忙出去拉架,忽然有另外兩個病人跑進來,一個抓了一把糖,一個抓了一個餅,轉身就出去了,我趕快把東西收起來。這時,當年演五朵金花的女演員楊麗坤進來了。她穿一件銀灰色長棉風衣,配一匹毛領,樣子還是像演金花時那樣秀氣,只是眼神像小薇一樣有些呆滯。原來她和小薇同住一間病房,床對床。我見到她,很驚訝,她是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啊,在這種地方見到她,太意外了。我呆呆的看著她,緩不過神來,反而還是她先開口說:“你來看小北京?你是她什么人?”我連忙告訴她我是小薇農場里的戰友,我們都是知青。接著我對她說我看過你演的五朵金花電影,很好看。她嘆口氣,說了一句話:受批判的。正說著,女醫生領著小薇進來了,見到她,我就喊:“小薇!”。“嗯”,她居然答應了,簡直太神奇了,到醫院才十來天的時間啊。我看見小薇的眉心處有血流下來,醫生告訴我是扎銀針扎的,比較痛,但小薇還是很配合醫生的。我趕緊拿出糖和冰沙餅來給她和楊麗坤吃,兩人吃得太香了。那個年代我們都沒有吃的,何況她們是在精神病院。看她們那樣忙著吃,女醫生反復提醒:慢慢吃,慢慢吃,別噎著。我拿出鞋子和襪子,小薇因扎銀針扎的手很腫,不能動。我就蹲下去幫她脫下鞋子,只見她腳都生凍瘡了,紅腫得厲害。我幫她穿好鞋、襪,想不到她突然看著我笑了一下,我也看著她笑了。無意間,我看見女醫生背過臉去擦眼淚,女醫生告訴我她的女兒也是知青,在插隊……她觸景生情了。我看小薇這時神智比較清醒,就問她你家在哪里,她說在北京;問家中有什么人,她說爸爸、媽媽、妹妹;我又問爸爸、媽媽干什么的,她說在干校呢,妹妹在上學。我問:你想他們嗎?她點點頭。

       看到她點頭,我的眼淚流下來了,她太不幸了!我告訴她我要回版納去了,你要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回北京看爸爸、媽媽,她又點點頭。看到她的病有好轉,我太高興了。我依依不舍的告別了小薇。從安寧回來的第二天,我踏上了回版納的路。到了營部,我向徐參謀講述了我們這一路的艱辛,和小薇在精神病院的現狀。徐參謀眼圈紅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紅,這一路難為你們了,你們做了一件好事。

       1973年底,我辦病退回到昆明。后來聽同學說小薇的父親恢復工作以后回到北京,小薇的事引起了有關方面重視,農場給她平了反,補發了她幾年的工資,直接從昆明精神病院回到了北京父母身邊。
后話:

       2011年,我們連隊的昆明知青受北京知青的邀請去北京聚會,在北京時我特地向他們打聽了小薇的情況,其中一個同學說他回北京后,有一次去政府的某個部門辦事,見到小薇在那里上班,好象在寫什么東西,看上去很好,很正常,只是他怕打擾小薇工作,沒有和她打招呼。我聽了真欣慰,但愿小薇健健康康,有一個幸福的晚年。

       2015年3月27日是我們下鄉紀念日,那天我們昆三中初一年級同學在曇華寺聚會,我和小蓉分別43年后,那天終于見面了,我們激動地擁抱在一起,回憶起當年這段難忘的探親路上所發生的樁樁件件事情,我們悲傷,我們感慨,我們祈禱,我們共勉,我們將永遠記住我們是“知青”這個平凡而又不尋常的名字。


     作者江天紅  女,昆明知青,原昆明第三中學初68屆學生,插隊于云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場十分場二隊(1970年3月——1974年12月期間改制為云南建設兵團一師一團十營二連)。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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