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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德:淺議毛澤東“知青運動”的國防背景

時間:2019-06-14 13:22來源:網絡文摘 作者:金明德 點擊: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就不僅是為了讓他們“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將廣大的后備兵源疏散起來的一項偉大的戰略措施。這項戰略措施的具體落實就是在全國各省都建立生產建設兵團,成為在面臨戰爭的情況下最可寶貴的兵力資源。

 


《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  沈嘉蔚——1974年


       人類社會自有國家以來,國防安全歷來是當局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國防力量的強弱和國防措施的疏密決定了國家的安全程度。特別是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有了對立性質以后,國防便顯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國大陸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便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國家”,至毛澤東逝世前的27年內,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基本沒有停息過。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鮮戰爭,又是60年代初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緊接著是十年的越南戰爭,同時北部邊境又遭“蘇修”陳兵百萬的威脅而終于爆發珍寶島戰役,再加上臺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叫囂,真可謂“四面楚歌”;同時國際關系也處于“冷戰”狀態,“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國防形勢始終嚴峻。

       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澤東又提出:“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我們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國主義突然襲擊可能提早到來這一點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爆發突然事變的可能性不論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們都要保持警惕,要準備壞的那一面。在和平時期要警惕壞的情況的到來。不論什么時候都要記住,這是最重要的一點。”1958年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期間以及60年代前期,美國高層曾多次討論對中國實施核襲擊。這年11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阿聯酋駐華大使時說,目前美國空軍和海軍中都有一些戰爭狂人叫囂要對我們進行局部戰爭,狂言要向中國扔原子彈。如果美國真正對我們發動原子彈戰爭,全世界人民都將堅決反對美國,以后它就不敢對誰丟原子彈;任何局部的戰爭都有發展成為世界戰爭的可能,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這樣在最壞的事情發生時,我們就不至于處于完全無準備狀態。進入60年代,美國和前蘇聯大力發展導彈、核武器,展開激烈的核軍備競賽,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劍拔弩張,險些釀成核戰爭。此后,核戰爭陰云籠罩著世界。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應付核戰爭的準備愈益強烈,并據此做出一系列國防戰略決策。1964年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后,11月4日,中央軍委在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況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戰備工作,必須從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出發,多準備幾手。要以臨戰的姿態,立即行動起來,認真加強戰備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戰備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國在越南擴大侵略戰爭,嚴重威脅我國安全,應加強戰備,對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準備,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6月2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大戰也許打得起來,也許暫時還不會,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們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

       針對上述形勢,我國一直把“平戰結合、軍民結合、以軍為主、寓軍于民”作為國防工業和平時期的總方針。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系統論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成為指導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文獻。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走平戰結合、軍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導實施國防戰略舉措的基本原則。

       于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導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國防戰略和方針措施,比如國防軍工“大三線”建設方針和措施;“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全國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設措施等。特別是在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和前蘇聯撤走包括核武器專家在內的一切專家后,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幾年內,完成了“兩彈一星”的國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驚并刮目相看;同時在武裝力量的配置上,除了龐大的人民解放軍正規軍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國各相關省區建立生產建設兵團的重大決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問題。

 


 

       從軍事常識看,最能夠成為兵源的當然是年輕人,年輕人是一個國家處于“戰備”狀態或有可能面臨戰爭的情況下最可寶貴的兵力資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輕人長期滯留在廣大的城市,這將是一個嚴重的戰略失誤。如果說,“大三線”建設和“深挖洞、廣積糧”的措施是將物質資源及其生產能力隱蔽起來的話,那么,“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就不僅是為了讓他們“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將廣大的后備兵源疏散起來的一項偉大的戰略措施。這項戰略措施的具體落實就是在全國各省都建立生產建設兵團。僅以江蘇生產建設兵團為例:全省從連云港到南通,在廣闊的海岸線上,1969年建立起四個師26個團的兵團準部隊建制,隸屬于南京軍區下設的省軍區。且每個團都有一萬人以上,大多數是知識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萬人,再加上其他未納入兵團的農場和廣大農村的武裝民兵,這樣一個省就為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儲備”了上百萬的“第二武裝”。

       這個“第二武裝”好生了得,它平時進行生產勞動,產生以糧食為主的大量物質財富;同時又以部隊化的管理機制對知識青年進行國防和軍事的教育與訓練,使他們具備比較一般民眾訓練有素的半軍事化素質;一旦戰爭打響,立即可以成為正規部隊源源不斷的補充兵源。所以,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土地資源的生產效能;大規模集約化生產糧食;訓練有素的“第二武裝”屯墾戍邊。這就是生產建設兵團的三重意義。
 

       這就是毛澤東知青運動的國防背景。

 

       作者金明德,籍貫常州,1968年初中畢業,1969年3月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江蘇生產建設兵團。本文摘自作者《毛澤東“知青運動”背景考略》一文(2013年11月)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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