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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情系宜君 塬上的雪——插隊往事

時間:2018-04-07 23:13來源:銅川市人民政府網站 作者:王晨 點擊:
插隊期間,我很快把拉車、拿糞、揚場、犁地等所有農活幾乎都學會了,工分由8分半、9分、9分半一直升到滿分10分,而且幾乎天天下地從不誤工

 

        現在回想起來,陜北留給我最初的印象,最深的印象,至今也難以磨滅的印象,便是那莽莽黃土高原上的茫茫大雪。


        那是1969年1月的一天,我們的“知青專列”從北京抵達銅川。北上的汽車掛著防滑鏈,在冰雪中艱難地爬了一整天才到達宜君縣城。這是當時延安地區最南端的一個縣(現在已劃歸銅川市)。通往各公社的道路均被大雪封死,縣城又不能久留,于是,我們背著行李在雪中上路了。

        后來才知道,那只是陜北很平常的雪天,但在北京,我從未見過這么大片的雪花,這樣漫天地飄灑,這般雄渾的世界——遠遠地,從天地相連的地方開始,一片片的高原蜿蜒起伏,夾著一道道溝岔,到處是落不盡的雪花,曠野寂靜無聲,只有我們自己踩在雪路上發出的“咯咯吱吱”的響聲。

 
        這種雪景,宛似電影中的“定格”,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中,以至于10年20年,時常浮現于夢中。不過,雪中的我當時是何種心情,現在卻很難準確地描摹。興奮、新奇、浪漫、希冀、期待、擔憂、緊張……或許都曾有過。我只能說,就在那個多雪的冬天,開始了我的新生活。

        陜北統稱黃土高原,細分起來又有溝、川、塬之別——兩山之間的窄處稱為“溝”,較寬敞處特別是有流水、可以種植稻米蔬菜的地方稱為“川”,而山上平緩處即可稱“塬”,老鄉說,最苦的地方就是塬上,主要原因是缺水。我所在的宜君縣堯生公社郭寨大隊就在塬上。

 
        這是一片貧瘠的土地,漫山遍野的麥田,單產只有幾十斤,有時還收不回種子。嚴重的地方病威脅著鄉民的健康,東隊(郭寨三個生產隊之一)的8個壯勞力,竟都患有柳拐子病,腿、腳關節上的大骨節實在嚇人。這里沒電、沒煤、沒水,任何一種農副產品加工,如磨面、榨油,都得靠人力,每年冬天要到溝里去打柴,以備一年之需,別的還好說,沒水這一條最要命,雨季來了,趕緊修好旱窖,蓄住雨水,全村人一年就靠它維系生命。陜北早年風沙又太多,每年經常有二三個月斷水,這時就得到溝里去挑泉水。這泉水不干凈可能有地方病菌姑且不說,最厲害的是挑上擔子,一路不能歇腳,否則就會倒掉半桶水。這可是個硬功夫,一擔幾十斤的水桶,上了肩要一口氣走三四里坡路才能上得塬上,記得我是在一年多以后才練就出來的。

 
 
        離開北京時,學校里的軍宣隊說“隊里早就把柴都準備好了”,到了村子里發現不是那么一回事。準備好的木柴大約能燒一兩個星期,隊長說:“開春農活忙,現在趁著冬閑,趕快去溝里打柴吧!”

        我們幾個同學都來自匯文——一所有名的男校,對攀崖翻山并不畏懼。天還沒大亮,大家把繩子捆到腰間,拿上镢頭、砍刀便出動了。鉆到山溝里,砍下一叢叢荊棘灌木,刨出一個個干樹根,不知不覺地過了大半天。弟兄們互相看看,手上、胳膊上都是血刺,有的臉也劃破了。打柴不是個輕活,要會找——不然背回去不好燒,會挖——一般都要除根,常常是滿頭大汗,跟樹根“較勁”,越挖越深,就是不能“除根”。
 

        第一個冬季,打柴是最苦的一關。這一冬,因為背柴,我有3件上衣后背撕成了布條條。這還不算,我到陜北的第一個“事故”也因為砍柴而來。那是一個雪后的清晨,寒風拼命地抽打著我們的背脊骨。我在一個陡峭的山坡上正在跟一個老樹根“較勁”,不知是因為雪后路滑還是一腳踩空,突然順著山坡滾了下去,半天竟暈了過去。幸好山坡不足十米,加上我在學校里還是足球隊員,除了衣服劃破、身上掛了幾處彩外,竟沒有落下什么殘疾。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在一篇關于陜北的文章中看到這樣一段話:“從40年代到70年代,雖然陜北和我們祖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陜北很多土地還是那么貧瘠,陜北人民的生活也還窮苦——歷史在某些點上,停滯的時間太長了。”對照當年的情況,我深有同感。陜北生活之苦,的確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我們這些剛剛離開大都市的青年人,感受到心靈的震顫。以我們的大隊黨支書金栓來說,一家八九口人,6個孩子,冬天只有一兩床棉被,孩子們全靠燒熱了的炕席過夜。 

 
 
        插隊期間,我很快把拉車、拿糞、揚場、犁地等所有農活幾乎都學會了,工分由8分半、9分、9分半一直升到滿分10分,而且幾乎天天下地從不誤工,一年下來每年勞動日的工值僅為1角9分。頭兩年扣除口糧等,一共掙了40多元,即使這點錢也還是毫厘未見……年底分紅時,隊上得把錢戶與欠錢戶一一相抵,就算結賬了。欠我錢的是戶老農,拉家帶口,根本不可能掏出幾十元錢給我。當然,我也不可能去討債。結果,這兩年數百個勞作之日,分配時以一文不名而告終。

        我剛下鄉時借住別人家的“廈子房”,即窯洞前蓋的簡易平房,后來房主要存糧食把房要了回去,幾經變化我又到“磨房”去住。我們東隊沿溝沿分布在上下四層窯洞里,我借住的這家“磨房”在最底層,從這窯門出來,眼前便是荒草叢生的深溝。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時也借給別人用,磨盤、磨道設在窯里邊,我睡的土炕在窯門附近。每天早起,我趕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牽著小驢來磨面,等到我晚上回來,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塵埃,窯里散出驢尿的臭味。 

        頭3個月,我們一直吃不到肉。同學們都不滿20歲,那種饞勁實在難熬。有一天,飼養員跑來告訴我們隊上死了1頭牛,牛肉1角1斤還沒有賣,問“知青娃娃想不想要?”我們馬上答應,買了幾十斤牛肉回來。添好水,加足柴,足足燉了兩個多鐘頭,大概是夜里11點多,牛肉熟了,不知是誰忽然提出病牛肉可能有毒的問題,到底吃還是不吃?8員“大將”圍著鍋臺“研討”了半天,終于決定“冒險解饞”。同時翻箱倒柜,找出從北京帶來的一些藥品,以防不測。等到大家狼吞虎咽干掉不少牛肉,一覺睡到天亮,發現彼此安然無恙時,禁不住哈哈大笑。

 
        說到吃飯,還得說說做飯。我們是男校學生,自然沒有女同胞操刀掌勺,飯菜也來得簡單。我們最愛吃的,也是最省事的,同時也是老鄉最反對的,是烙餅。村里的婆姨常說:“這伙北京娃烙個餅餅,蠻不勝搟面節省喲!”意思是說,面條出數,烙餅太奢侈。可天天搟面,對于五大三粗的一群小伙子來說,又談何容易!也許真應了婆姨們的話,我們的面粉消費得最快,不到一星期就得磨一次面。那滋味,無論如何是忘懷不了的。收工吃罷飯,天正大黑,通常是兩個知青負責磨面,有時借不到驢,只好自己動手推磨,一圈圈地轉下來,時常半夜才能磨完。

        漸漸地,糧食也不大夠吃了,老鄉怪我們“都是烙餅的過”,于是糜子面、包谷面都得上飯桌,而且白面也越磨越粗。最困難的一段時光,是一磨到底,連麩子一塊吃。我最怕兩樣食品,一是糜子面饃,吃下去肯定不能“出恭”,再是麩子饃,一入肚便覺得又憋又堵。但怕也沒用,冬天在崖畔上打了一早上夯,下籽時扶著犁吆喝了半晌牲口,到“飯時”(陜北話應讀“飯司”音)是顧不了許多的。  

        我們有困難,老鄉則更困難。隊上有個老黨員,家里孩子甚至輪著穿一條褲子。即使如此,他們對我們這些“北京娃”,還是盡力相助。看到我們糧食不夠吃,隊里決定補助我們一些口糧。三九天氣,在塬上搞水保,打“椽幫堰”,我們來不及(實際上也沒有)吃什么早點,老鄉常常將煨在地堆篝火邊的熱饃勻給我們填肚子。記得與幾位年齡相仿的青年老鄉一塊拉車,他們都搶著干最重的“駕轅”,讓人在后邊推車。拿糞、下籽、燒窯等等農活,也是手把手教會我們。

 
        那個時期,政治空氣可不比今天,隔三差五地要學習,還要斗“四類分子”,要謹防“蘇修”從珍寶島那邊打過來,我們在這方面更是隊里依賴的骨干。晚上吃罷飯,隊長一吆喝,大家聚在飼養室里,我就開始念文件、念報紙了。盡管常常是念到十人中有九人發出鼾聲,但會還是非開不成的。

        1970年春節,我是在隊上度過的。大部分知青回北京過年去了,剩下幾個自然顯得孤單。隊長、書記們不斷來叫,讓到他們家做客。老鄉送的年糕、饅頭,夠我吃好幾天。尤為難得的是,鄉親們幫我把分到的八斤黃豆也都磨成了豆腐,足足二十來斤。我做了豬肉炒豆腐、豆腐湯、豆腐丁包餃子等,那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香的豆腐!

 
        那時我的妹妹已到東北北大荒兵團。我知道那里冰天雪地,就想用自己養的羊剪下羊毛織雙生羊毛襪子。這在今天來看,簡直有點異想天開,可當時真的就這樣干了:我學著從那只老綿羊身上剪下六兩毛,請人教我彈了一下,又由一位老大娘幫助捻成線,再由一位老鄉幫忙織成襪子。當我把這雙自制毛襪寄往東北時,真頗為得意。

        在我動手寫這篇回憶文章時,我的父母居然翻揀出二十多年前我寫給他們的幾封信,這里不妨摘錄幾段,從中也可以看到我當時的狀態和心態: 

        “我已從那個窯搬到隊里保管室里,窯是不錯,只是太大,太冷,沒有炕,每天也就燒不成炕,只好搭了一個床,把所有被子、大小衣服全蓋上,仍然冷得不行。今天采取措施,在炕席下碼了滿滿的麥秸,好多了。每晚的洗臉水第二天早上都凍住了,真冷!不過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革命先輩‘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愈堅’,我這又算什么呢?”(1969.12.16)

        “最近還和以前一樣,只是我病了一次,自古歷十二月十二開始至十七,扁桃腺炎,發燒,結果跑到五里外的村子找醫生看了一次,給開了一服中藥。回來借了一個小藥鍋,拿兩塊磚頭一支,熬好了藥。吃了,稍好一些,仍不退燒,又找醫生(村里的)給打青霉素,打了三針,這里藥很貴且難買,抗菌素輕易不給,一片就要幾分錢。我只有三四片合霉素、四片氯霉素、十丸羚翹解毒丸和一點牛黃上清解毒丸,全部吃光了。從古歷十七開始干活,仍感覺沒好徹底,可手頭中藥西藥一點全沒有了,買又買不到,也買不起,所以我很著急。見信后您們一定要給我準備些土、四、氯、合霉素,再有若干中藥,以備生病用。”(1970.1.28) 

        “我的身體就算好了,吃了一些氯霉素和通宣理肺丸,很見效。最近幾天連降大雪,我們冒雪打窯勞動,也沒感冒,就請您們放心吧。 

        今年在我一生中算一個轉折點,這就是走向二十歲——青年正式時期,我頭腦中想法很多,生活的艱苦,已經適應,打柴爬山下溝燒火,已不是什么難事,還可以給自己做個結論:沒有沾染多少空虛、頹廢和墮落氣,還有一些朝氣、志氣、正氣……”(1970.2.26)
 

        這封信中提到的打窯,就是為我們知青安家而為,那是1969年冬,上級撥下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隊支書開始帶著大家在村子為我們打窯洞,選的那個地方很不錯,五孔大窯洞也蠻氣派,這里邊有我們知青的不少汗水啊!轉眼到了夏天,窯洞很快打成了,已經到了裝門窗的地步。有一天我們在新窯干活,突然天降暴雨,大家只好收工,回到我的“磨房之家”。不一會兒,雨下得更急更猛了,忽然傳來悶雷一般的響聲。“哎呀,不好!”等我們趕到村邊,只見五孔新窯全部塌方,一個冬春的辛苦毀于一旦,原來刀削一樣平整的窯面,現在成了一面斜坡。而僅僅半小時前,我還在窯前干活,半個月后即準備遷入新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我的同伴還算是幸運的,否則真可能葬身黃土地了。然而,新窯全完了,錢也全用光了,修復已無可能。這樣,直到我離村到縣里工作,我就一直住在“磨房”里。

 
 
        今天,我如實地寫出當年的困苦與挫折,我相信許多延安知青都會有大同小異的經歷,我只是他們中間非常普通的一員。但我同時要說明,當時這一群知青并沒有悲天憫人、自暴自棄。確實有個別的沉淪者,但大多數知青的情緒是穩定的平靜的,甚至可以說是樂觀的。在很短的時間里,我們看到了、聽到了許許多多在學校在城市根本看不到、聽不到的東西。或許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耳聞目睹了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國情吧!許多年以后,我常把延安知青與北大荒兵團、內蒙古草原等地知青作比較:如果可以把北大荒知青形容為“敏銳”,內蒙古知青形容為“豪爽”,那么延安知青可以謂之“深沉”。這可不是“玩”出來的“深沉”!這種深沉,源于我們民族搖籃——黃土高原的培育,根植于那里民風的淳厚、民心的豐贍。

        20年過去了。又是一個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日子,我重新來到塬上,任思緒如飄飄灑灑的雪花漫天馳騁……
 
 
 
         陜北——這是一塊貧瘠而又富有的土地,這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圣的高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3年,從這里走向西柏坡,走進中南海。陜北人民對共產黨的深情,只有置身于他們中間,才能有銘心刻骨的感受。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塊土地在新的時代曾經落伍,一度沉寂。“我一聽插隊青年談起延安的情況,心里就非常難過。”1970年,周恩來總理專門對延安工作作的重要指示傳到延安,延安為之沸騰。重新學習毛主席1949年給延安人民的復電,大批北京支延干部來到延安,幾十個“五小”工業項目落戶陜北,所有這些,都給高原帶來了生機和希望!

         更為巨大的變化,還是發生在改革開放這十多年。當延安已基本脫貧的消息傳來,當列車轟鳴著駛向陜北,當許許多多的鄉親們把家鄉的喜訊捎到北京,作為一個曾經在陜北生活過六年的老知青,我的心情猶如明媚的春光!


作者簡介
 

 
        王晨,男,漢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參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文學碩士學位,高級編輯。現任中央委員,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9年1月赴陜西省延安地區宜君縣下鄉插隊,先后在宜君縣委宣傳部、縣委辦、延安地委辦工作。1974年回京后,曾任光明日報報社記者、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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